三人的灵问题（1 / 4）

辜鸿铭帮我解开缆绳，推我进入怀疑的大海。也许没有辜鸿铭，我也会回到中国的思想主流；因为没有一个富研究精神的中国人，能满足于长期的对中国本身一知半解的认识。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遗产的声音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渴求。在中国语言里面有某些东西，是虽然看不见却能有力地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的。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话的音调，在英语与中国话之间非常不同。说英语时，人们用英国的方式来思想；而用中国话来说话时，就不免用中国的方式来思想。如果我在一个早上写两篇题目相同、见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写，一篇用中文写，这两篇文章自会显现有别，因为思想的潮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联想，会自动地导入不同的途径。人并不是因为思考而说话，而是因为说话，因为安排字句而思考，思想只是解释话语而已。当我们说另一种不同的语言的时候，概念的本身就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肤色，因为那些字眼会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联想。因此，我开始用中国式的思考来研究中文，而因此使我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在中文和英文两种如此不同的语文中间思考真是有点奇怪。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单音字是光滑、发光的圆石；而我的中文承认英文思想具有较大的明定性及准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而抽象的杂碎。

我必须说，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不感兴趣。中国的语言就好像女人的闲聊，每一桩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娶回来。中国人的抽象观念，遵循中国人务实的思想常规，常是两种真实性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ap;ot;面积≈ap;ot;（那颗钻石大小如何？），长短代表≈ap;ot;长度≈ap;ot;，而轻重代表≈ap;ot;重量≈ap;ot;。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ap;ot;物≈ap;ot;的常用字是≈ap;ot;东西≈ap;ot;（你的冰箱里有没有可吃的东西？）。严格的哲学概念，≈ap;ot;正≈ap;ot;、≈ap;ot;义≈ap;ot;、≈ap;ot;忠≈ap;ot;、≈ap;ot;利≈ap;ot;，都是深奥的单音字，且常流于相似。以是与非为例，它把真与假，对与错两种相对的观念并合起来，区域的界线是消灭了。还有心与头脑分离成为二而一的东西，当一个中国人承认他们用他们的心来思想（我在我的肚子里想，有时我在我的心里想）的时候，那个≈ap;ot;心≈ap;ot;字是同时指心肠及头脑，因此中国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感性的。圣经≈ap;ot;肠≈ap;ot;（owels）字和它最为相近1克伦威尔在一六五年写信给苏格兰教会会员大会说：≈ap;ot;我以基督的肠（爱心）恳求你们考虑你们是否可能有错。≈ap;ot;因此，中国人的思想中的抽象概念相当少，或者根本没有，他们从来没有离开生活的范围，没有沉溺在抽象推论太久的危险。人，像是一条鲸鱼，必须升上海面来呼吸自由的空气，偶然瞥望一下云彩及天空。这种思想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理论的术语，没有专门传达思想的暗号，没有≈ap;ot;群众≈ap;ot;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分别。用一种普通人所能懂的语文来写关于哲学的文章，绝不会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中国的学者并不以知识≈ap;ot;大众化≈ap;ot;为耻。据说柏拉图写了两本哲学书，一本是专家的，一本是通俗的，幸而后来那本专家本遗失，所以近代读者可以享受柏拉图对话录的明朗。如果西方的哲学家，能用柏拉图简明的笔调来写英文，则哲学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获得一席之地。(我猜如果他们写得清楚一点，会泄露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事情要说。）

1owels，在圣经中，有时作≈ap;ot;肠≈ap;ot;解，有时作≈ap;ot;爱心≈ap;ot;解。——译注。

有时我会问自己，中国曾产生过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吗？答案显然没有，而且中国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康德，当他谈到≈ap;ot;物≈ap;ot;本身的那一霎那会讥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种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觉的——会告诉他是可笑的。一切知识，在康德看来，是从知识得来：是好的。一切理解是被一种先天的心的规律所决定：是好的。一个盲人可能藉他的手指的触觉，感觉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组织是不同而得到关于梨及香蕉的知识。不错，但中国哲学家会觉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质是与触觉上的不同相一致的。这种知识不是≈ap;ot;真≈ap;ot;的吗？为什么你要知道香蕉的本身和梨子的本身呢？假定有一种和人不同的存在，结构不同，且被赋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会用一种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觉香蕉皮与梨皮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仍是与香蕉本身及梨本身的不同符